元林的园子

指甲花

liuyuanlin — Sun, 26 October 2008 11:19:25 +0800

我看到她的十个手指头都用桑树叶包着，问咋弄的，切菜时伤了手了？玲玲笑而不言。

　　一

　　玲玲是我同宗十五爸（叔）家的大女儿，跟我同岁，生月比我小。

　　我在家里最小，兄姊上学后，玲玲就是我的玩伴。

　　我曾问玲玲，你怎么叫"玲玲"呢？玲玲说，妈妈生我时，后院起了一股风，我家后门脑儿上的铃铛，叮叮当当地响，就叫我"玲玲"了。我说不对，你看你的眼窝（眼睛）。我的眼窝咋了？我说，你的眼窝真大，大得像牛铃！

　　玲玲咯咯笑了，眼睛眯成两道月牙儿。看着她的眼睛，我总想起村子南头虎头山下牛角沟的那眼泉，长长弯弯的睫毛，就是泉边的苇草了。

　　我们两家住在一摆子，相隔不过五户人家，门前的场院都是连在一起的。小孩子，谁不说自己家好。

　　玲玲说："我家房大，你家房小。"

　　我说："我家房高，你家房低。"

　　玲玲说："我家门前有梨树。"

　　我说："我家门前有乖枣树。"

　　没等玲玲再开口，我抢着说："我有哥，你没哥。"

　　玲玲咬了咬手指头，说："我家有白蒸馍，你家没有。"

　　我不再接话，甩下她找别的小伙伴去了。

　　玲玲家的光景比我家好。他们家就只两个女儿，十五爸读过高小，有知识，农闲时偷偷做些生意；我家哥姊妹多，父母不识字，只知给生产队干活，挣工份。那时一个硬劳力干一天活，最高记一个工（十个工份）。风调雨顺的年成，一个工值两三毛钱；赶上坏年成，只有八九分钱，年底结算，我家总得给农业社提交口粮钱。日子紧巴，就在饭桌上精打细算，常年以粗粮为主，蒸馍时，母亲总要往麦面里加麸子、豆面或者玉米面，很少吃纯麦面的白蒸馍。

　　小孩子不记仇，第二天我们就又搅在一起了。

　　伙伴多的时候，玩跳绳、跳房儿、藏谜谜（捉谜藏）。屋前屋后都是竹林，玩藏谜谜，总是找人的一方吃亏，跑进跑出，累得满头大汗，脸上被竹叶划出了红道道，还是找不着。玲玲就哭了。这时响起一声狗叫，是我学的。她又笑嘻嘻地跑过来。算她赢。

　　就我们两人时，有时说故经（谜语）。

　　我说："一个碗，撂过坎。你拾去，我嫌远。"

　　玲玲答："月亮。"

　　我说："一个老牛没脖颈，大的小的都驮上。"

　　玲玲答："烧炕。"

　　我说："窗子里，窗子外，窗子里头种白菜。"

　　玲玲答："牙。"还故意咧开嘴，呲出两排石榴籽一样细密的白牙。

　　大约是秋天吧，月亮爬上了虎头山顶，把大把大把的光撒下来，场院里就像铺了一层盐。狗进窝，鸡上架，只有风翻着头上白杨树的叶子，哗啦一下，又哗啦一下。间或有一片两片的叶子漫不经心地飘下来，嘎地一声坠地。我与玲玲坐在我家门前的碌碡上，手里拿着在灶堂里烤得焦黄的玉米棒子，或者是一块红芋（地瓜）。玲玲长长地看着月亮，不说话，忽然问我：

　　"哥，我妈说天凉了，让我多穿衣裳。你看月亮总是光光的，她冷不冷啊？"

　　我看一眼月亮，又看玲玲，她的眼里也浮着两个月亮。"月亮会发光呢，会发光的东西不会冷，比如说灯。"

　　有时就读口口——

　　　　　　　月亮爷，光--光，

　　　　　　　赶明儿走到梁上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梁上有个好富汉，

　　　　　　　一斗麦，磨四遍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白面搁到瓮瓮，

　　　　　　　黑面搁到洞洞；

　　　　　　　白面给婆婆吃，

　　　　　　　黑面难爷爷吃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爷爷吃了屙不下，

　　　　　　　屙到门背后，

　　　　　　　叫黄狗，没黄狗，

　　　　　　　叫黑狗，没黑狗，

　　　　　　　叫他姐夫来吞一口

　　　　　　　......

　　玲玲有时犯坏，就说"叫园林哥来吞一口"。我就要拧她的嘴。她就咯咯咯地笑着，跑回家去。

　　二

　　七岁上下，我们都上学了。

　　那时上学回来不是做作业，而是帮家里人做事。

　　我们最早做的家务事大概就是弄草，即打猪草。"哥，今后晌（下午）弄草不弄？"玲玲在放学路上问我。弄。放下书包，我们便一人挎一个担笼，担笼里放着一把小铲子，奔向田间地头。

　　玲玲眼尖，手快，总是能在芜杂的野草中，分辨出哪些是猪爱吃的草，什么刺金牙、花花裹兜、打碗花，总是她的笼子先满，接着就帮我。有时眼看天黑了，看不见地上的草了，她就从他的笼子里抓上两把，放在我的笼子里。他知道我大（爸）的脾气不好，我弄的草少，回家要挨骂的。

　　星期天，我们会上山摘野菜。山很大，只爬到半山腰，便能找到要挖的野菜了。笼子弄满了，就去摘酸枣。山上到处都是酸枣树，叶子落去，就剩下一嘟噜一嘟噜深红的果实，很是抢眼。我们小心地躲开酸枣刺，边摘边吃，边吃边摘，酸得稀稀溜溜地，牙都要酸倒了。衣裳口袋全部装满，沉甸甸地坠着。

　　站在山上，往上看，山连着山，一眼看不透；往下看，一片开阔，村里的房子像蚂蚱笼笼一样小。伙伴们竟相指认，那是我家，那是你家，那是秀秀家，那是三毛家。这时玲玲就喊："哥，汽车！"

　　村子往北三四里地，是一条沿山公路，像一条白亮亮的带子，像玲玲头上白亮亮的发带，卡在那片刚收完庄稼的平川的额头上。一个虫子一样的灰点儿从带子这头爬过来，大了，又小了，伴着一两声闪烁的汽笛。直到灰点儿从那头消失，我们才把目光收回来。

　　"汽车咋跑那么快呢？"

　　"汽车有四条腿。"

　　"蜈蚣那么多腿也跑不快。"

　　太阳下山时，我们也该下山了。夕阳在平川的西头煨起一笼炭火，把山上山上映得红通通的。村子里已经升起一缕又一缕炊烟，白而软，像妈妈招呼我们的手。几个孩子挎着满当当的菜笼子，像被人推着似的往山下走。

　　那年夏天，村里来了一批下乡知青，男男女女七八个人，都住在大队部的院子里。他们穿着洋布衣服，说着村里人不太明白的城里话，个个都长得那么好看。刚来那几天，大队部前总围着许多人，像看戏似的看这些知青。这些知青很少与社员一起下地干活，有的在大队部管事，有的在生产队当会计、计工员，其中一位姓周的女知青，当了村上小学的老师，教语文。周老师很喜欢玲玲，总是带玲玲去她们知青的宿舍。玲玲头上的发带就是周老师给的。

　　玲玲对我说："哥，你说城里人好不好？"

　　"城里人好个啥？"

　　"城里人干净。"

　　"周老师给你说的？"

　　"我想的。她们用洋胰子（香皂）洗手，每天都洗身上；不睡炕睡床，床上铺单子，隔几天就洗；上厕所用卫生纸擦沟子（屁股）......"

　　"......"

　　"还有，他们不骂人！"

　　"城里人好，城里人好，那你长大给城里人当媳妇吧。"

　　玲玲哇的一声哭了："你胡说！"

　　玲玲衣服比以前换得勤了，头发总是梳得整整齐齐，有时连辫子都不辫了，就那么散着，同学就笑她“大披毛”。有一天，我看到她的十个手指头都用桑树叶包着，问咋弄的，切菜时伤了手了？玲玲笑而不言。第二天，她把一双手往我面前一摊，手背朝上，"哥，你看。"

　　她的手指甲全是红的，连手指头都是红的。

　　她说，你知道指甲花吗？把花瓣捣碎了，加点明矾，包上，就能染红指甲。我大说，明年我家也种指甲花。

　　看我半天没反应，她把手收回去，十个指头弯在眼前，自已看了半天。

　　三

　　玲玲病了一个星期，我才知道，是我妈告诉我的。

　　妈说，你十五娘有文化，不信神，这回信了，昨个黑叫顶神（巫婆）给娃禳治呢，你十五娘从头跪到尾。

　　得的啥病吗？

　　妈说，一个女娃娃家，梢轻地天天洗头发，凉着（感冒）了。大队医疗站的马大夫来过，吃了几天药，不见好。茶饭不思，整天昏睡着，身上火炭似的。

　　赶紧送医院啊？

　　你十五爸上陕南吆牛（贩牲口）去了，你十五娘一个女人家，身子又消薄，你看这天，天天下雨，医院又远，咋去呢？

　　妈，我想去看看玲玲。

　　你去干啥呢？顶神通串的虎山头的药王，说玲玲在公坟撞上你老老爷了，让给你老老爷烧一刀纸，叫上三天（魂），就好了。

　　我几次走到玲玲家门口，想进去，又收住脚步。门半掩着，屋里一丝响动也没有。

　　那几天，每天晚饭后，总能听到十五娘给玲玲叫魂的声音，由远及近。她是从公坟烧纸回来，一路上不住的唤着：

　　"玲玲娃，回——来！"

　　............

　　万籁俱寂，天黑得油瓷一样，只有十五娘拎着的马灯在门前的路上一闪一闪的。我一个人坐在场院的碌碡上，看天，天上什么都没有，只有黑。

　　走近家门口，十五娘的声音已经嘶哑，像被碾过的一撮麦秸，有气无力：

　　"玲玲娃，回——来！"

　　"回来咧！"是我妈在玲玲家里应答。

　　十五爸终于回来了。

　　回来的当天，他就把玲玲用架子车拉到公社卫生院。那天下着大雨。玲玲躺在车厢里，被一床红花被子包得严严实实，被子上蒙着一张白塑料布，只有一只染了红指甲的手露在塑料布下。

　　三天后，十五爸又把玲玲拉了回来。

　　玲玲死了。那一年，她十二岁。

　　后来我才知道，她得的是脑膜炎。

　　当晚，玲玲就被送往公坟。妈说，玲玲跟你耍得好，去送送她吧。

　　我几乎是对着妈的脸吼：不去不去不去！...............

　　第二年清明，去给先人上坟。老老爷老老婆的坟侧，有一座小坟，小坟上长着一棵桑树，桑叶青翠欲滴；桑树下面，是一簇红得像血的指甲花。

柿子红了

liuyuanlin — Tue, 21 October 2008 00:32:36 +0800

舅舅带来的柿子放在窗台上，像来自家乡温煦的问候。

　　舅舅从家乡来北京公出，捎来一箱手工挂面，一箱猕猴桃。家乡的"中华猕猴桃"，一度全国闻名，现在到处都有种植了。打开猕猴桃箱子，上面还放着几颗红通通的柿子。

　　眼下，正是家乡柿子红熟的时节。

　　柿子或许是北方最普通也最普遍的水果了。在我的家乡，关中地区秦岭山下一个小村子，柿子树就像田间地头的农夫，随处可见。家乡的柿子树虽多，却很少成片成林，总是东一株，西一棵，自由而散漫，且大多长在坎畔、滩涂、地角旮旯。它不像苹果、猕猴桃，要施肥、灌溉、剪枝、防虫，平日，没有谁管它，甚至没有人多看它一眼，只有到了深秋，当玉米棉花进了仓，苹果葡萄上了市，肥大的叶子萎黄飘落，柿子树才露出了它谦逊而羞涩的果实。

　　柿子树身材高大，堪称果树之王。我家自留地旁曾长着一棵柿子树，树干两人都无法合抱，上面的枝杈宽大得可以躺着睡觉。当年高考前，我在家复习功课，时值炎夏，便经常拿着书爬到那棵柿子树上。浓荫如盖如屏，树上凉爽而又清静。　　

　　柿子在北京城里，今年卖到了三块多钱一斤，价格不让上好的红富士苹果。在我的家乡，柿子却是水果里最便宜的。村里来了收购柿子的，家家户户便把整筐整笼的柿子端出来。那时很少论斤，而是论个，最便宜时，十多个柿子才卖一毛钱。小时，最快乐的事就是听到"收柿子"的吆喝，把自己"撸"的柿子卖成钱，既体会到劳动转换成价值的成就感，又有了难得的零用钱。

　　春天，百花争艳时，没有谁会注意到柿子树。柿子花为鹅黄色，花朵只有指甲盖大小，而它的叶子却肥大如掌。远看，你只能看到一团绿，不仔细了，会以为柿子树不会开花呢。

　　到了秋天，总有一些柿子先熟了。这在树上早熟的柿子，家乡叫做"蛋柿"。蛋柿通体透亮，色如红灯，一眼就看得出。这时就要先把它摘下来，否则就会落到地上，摔成一滩果酱。它挂在高高的树梢，手臂是够不着的，人们就用一种叫"撸杆"的家伙对付它。撸杆就是一根长竹竿，一头接着用铁丝箍口的布口袋，看准了蛋柿的位置，小心地把撸杆伸上去，用布口袋的沿儿勾住蛋柿的蒂儿，用力往下一撸，蛋柿就落进了口袋。这算是一个技术活，经验不足的，蛋柿就不听招呼，霹里叭啦落下来，树下就七荤八素、一片狼藉了。辛苦一上午，脖子仰得酸疼，满满一笼子蛋柿，也就卖五毛八毛，心里却仍然是美滋滋的。

　　柿子挂了色，就该采摘了，虽然看上去红通通的，但不像苹果，不能生吃。如果不急，就放着，过些天就成了蛋柿。还有一种吃法，就是把生柿子泡进温水里，家乡叫"暖"柿子，约略一个晚上，涩去了，就可以吃了。还可以把生柿子去皮、切片，晾晒装缸，冬天里过过霜，就做成了柿饼、柿片。在那些缺吃短用的年代，柿子树在家乡充任着不可或缺的角色。这些年，有砸掉苹果园的，在砸掉猕猴桃园的，但很少有砍倒柿子树的，虽然它现在没有多高的经济价值。这就像一头牛，耕作经年，就不再忍心杀了吃肉的。

　　当柿子摘尽、叶子落尽，柿子树才一身轻松，尽显本色。树皮黢黑粗砺，枝条坚硬如铁，在昏暗的暮冬，一棵棵柿子树挺立在原野上，或如狰狞的鬼怪，或如静寂的慈佛。树下如毡的落叶，也是乡亲不会放弃的燃料。姐姐用竹耙耙前面撸柴，弟妹们便用长竹签扎起散落沟渠里的叶子，竹签另一头系着一根长长的线，不大一会儿，身后就是一条柿叶叠起的长龙......

　　忽然想起作家王蒙先生的两句诗："归去山中敲柿枣，新茶陈酿好涂鸦。"很闲适的文人境界。只是依我的经验，枣可敲，柿不可敲也。

　　舅舅带来的柿子放在窗台上，像来自家乡温煦的问候。前天，有两个柿子先熟了。儿子第一次吃柿子，直说这"西红柿真甜"。看着儿子沾着柿汁的脸蛋儿，我想，这质朴的柿子，大概是眼下真正的"绿色水果"了吧。

　　　（发几张今年五一回家乡拍的照片）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家乡山上山下到处是柿子树。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柿园。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柿子开花喽。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家乡夕阳。

陕北嫂子

liuyuanlin — Wed, 15 October 2008 08:37:37 +0800

一篇旧作。

　　　　　　娘不再哭来大不再骂，
　　　　　　我二哥领回个陕北娃。
　
　　　　　　乾县的锅盔歧山的面，
　　　　　　天下的女子数你最好看。
　
　　　　　　细溜溜的腰身长溜溜的腿
　　　　　　白生生的胳膊红嘟嘟的嘴
　
　　　　　　对过了曲儿牵过了手
　　　　　　皇帝老儿把你拉不走
　
　　　　　　千尺高的峁梁千尺高的花
　　　　　　你歇在阿嗒儿阿嗒儿就是家
　
　　　　　　一家子杀猪全村吃下水
　　　　　　尊一声嫂子你可有妹妹

　　　　　　　 ——摘自旧作《陕西六唱》

　　回到老家的当晚，我和母亲坐在炕上聊天，堂屋的门吱地一声开了，闪进来一个高挑身材的女子，脆生生地问候母亲吃了没有。看见了我，又说"我十三爸回来了"，一双大眼睛扑闪着。只觉得这女子有些面熟，却叫不上名字。母亲说；"这是你保生哥家的金环。"我有些吃惊："金环长这么大了！太像光如嫂了！"

　　"可不，你光如嫂都走了十二年了。"母亲说。

　　金环是来借碾子的，说是要轧些辣子，给他爸送到庙上去，庙上的饭清汤寡水的，他爸吃不惯。我听得糊里糊涂。金环拎着碾子，扭腰出去了。感慨着光阴如水，我想起了早年的保生。

　　保生曾经风光八面，只因娶了光如嫂。

　　保生是我大伯的第四个儿子。弟兄多，家景又不富裕，婚事便成了难事。保生高高大大的，又有力气，又吃得苦，但就是没有人上门提亲。二十六七还没有成家，就可能沦为被人瞧不起的"光棍"。不知他从哪儿得来的消息，说是陕北女子多，且因当地生活寒苦，多愿外嫁。保生像是听到了一种召唤，从未出过远门的他，揣上200块钱，从关中径直向北奔去，架势有点像三十年代国统区青年投奔延安。

　　一月有余，保生归来。去时孤身一人，回来变成一对。消息无翅而飞，村里的老少爷们像欢迎英雄一样聚集在村口，目光聚焦在他身旁的女子。

　　女子像暮冬山头的一团火，点亮了所有人的眼睛。我那时小，只觉得这女子长得很高，脸像年画似的好看。几个婶子一面指指戳戳，一面喳喳地议论着："你瞧保生这女人，屁股蛋子多肥，是个坐胎的胚子。""腿长腰细，有了胎也不一定能坐住。"七爷坐在麦场畔的碌碡上嗑着旱烟锅子，喊："保生，你是上陕北找的婆娘，还是上观音山请了尊神？丑妻薄地家中宝，这下有娃的罪受了。"保生笑得满脸折子，激动得嘴里直打乌拉。

　　后来读了点书，才觉得保生嫂子真是人如其名，"光如"，光如也。那些日子，大伯家总是人来人往，有声言找大妈安神的，有借口找大伯说事的，但进了门，眼睛却四处寻摸。不几天，村里就有几个女子也把辫子解开，作光如嫂状的披肩发。小伙子围着保生问长问短，保生一脸满不在乎："缘份，缘份。"

　　保生的婚礼成了村子的节日，他的花烛夜成了年青人的狂欢夜，洞房一直闹到天亮。

　　被七爷不幸而言中，保生婚后的日子并不美满。那时还没有分田到户，口粮并不宽裕，更不可能天天吃白面。吃粗粮，光如嫂不满，说在陕北就吃粗粮，你不是说到关中天天有白面吃么？骗人！

　　结婚不久，保生就跟大伯分家了。小日子过得紧巴，保生就进山扛木头，这在当时是非法的，所以总是夜里去，夜里归。光如嫂又不满，说你把我一个人扔在家，就不怕贼偷吗？保生苦日子过惯了，通常一碗面就是一顿饭；光如嫂则讲究，总是要弄点菜、烧个汤什么的。保生累了，身子沾灰带土地就向炕上倒；光如嫂则干净细致，眼里容不得一根头发。他们就又为这些事没完没了地吵，吵。

　　婚后他们有了金环和银环。都是女儿，保生愈发想儿子。再怀，还是女子；再怀，又是女子，便都送给别人。频繁的生育，几年就让光如嫂走了形，全没了新婚时的光采水灵。

　　光如嫂不满："我是个人呢，还是你买来的生儿子的机器？"

　　保生亦不满："你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，还不如个机器呢。"

　　"生不出儿子，是我一个人的错吗？你种的是豆，能结出瓜吗？"

　　"别只怪种子不好，再好的种子，撒到干河滩上也长不出个好苗苗。"

　　两口子就地和种子之间的关系争吵不休，终无共识。

　　超生就要被罚款。保生把家具卖了，把结婚时给光如嫂买的手表都卖了，家里空空如也，日子愈发艰难。那些日子，总能见到光如嫂挺着大肚子，一个人坐在破败的家门前，眼泡肿胀着，像一个服刑的女囚。

　　后来我到外地求学，再回老家的时候，听说光如嫂走了，有人说回了陕北娘家，有人说被人贩子拐走了。问保生，保生说他去陕北找了，没有。他一直不理解，已经有几个娃了，怎么忍心走，这女人的心怎么这么狠？

　　母亲说，光如嫂走后，你保生哥没有再娶，含辛茹苦地把两个女子拉扯成人。年前，金环招上门女婿了，家里窄扁，你保生哥就经常住在庙上。

我曾经是个看客

liuyuanlin — Sun, 22 June 2008 12:45:22 +0800

在讨论范美忠的道德观之前，我想先讲一段往事，因为这件事曾经"折磨"了我很久。这是一段与范美忠的"先跑"类似的经历，而我面临的险境其实没有他那一瞬间的险恶。

　　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事了，我那时还不到三十。

　　我坐在开往四川某县的长途客车上，身旁是一位头发花白、穿着粗布棉袄的大爷。车内座无虚席，大包小包堆满过道。乘客大多是从城里返乡的农民工，他们高声地谈笑，不约而同地吞云吐雾，一派安乐祥和的气氛。

　　汽车驶入山区公路后，乘客大多恹恹欲睡。这时，一个小伙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他身材颀长，西装革履，鼻梁上还架着一幅金丝眼镜。他操着广东口音的普通话，在提醒乘客山高路远、扶好坐好、照看好钱物之后，提出"为缓解大家的旅途疲劳，我陪大家玩个游戏。"

　　话落，他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两根铅笔，一红一蓝，又拿出一张百元面钞，叠成一指宽的纸条。他把两根铅笔举过头项，另一只手捏着纸条的两端，边说边示范："游戏的名称叫猜红蓝。我在头顶用纸条随便套住一根铅笔，我不知道套住的是那一根，大家看是那一根就猜那一根。猜中了，你押多少钱我给你付多少钱。"

　　骗术！我之前听说过，但却是第一次见。如此拙劣的骗术，想必不会有人上当吧。我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，心想：今天遇上骗子了，先不揭穿，且看他如何表演。

　　乘客大多张开了眼，车厢里响起了喳喳的议论。这时有一个青年对"眼镜"喊："你那套把戏我见多了，骗人的。"说话的是四川口音，从衣着上看，也像一个农民工。

　　从车厢各处也响起了类似的责问，都是当地口音的年轻人。"眼镜"不愠不怒，一一巧言应对。

　　这时一个长发男青年站起来问："你做庄家，你有钱吗？我们要赢了，你有钱给我们吗？"

　　"眼镜"嘿嘿一笑，拎起脚下一个黑色密码箱，用手拍了拍："没钱就不会陪你们玩！我看你们四川人才是穷鬼，不敢玩。"

　　"你他妈的少糟践我们四川人。来，老子押300！""长发"一脸义愤地拿出了钱包。

　　"我200"，"我600"，"我800"，车厢各处五六个人群起响应。

　　托儿！不会有人真的上当的，让他们自娱自乐吧。我想。车内多数乘客如我一样，都在静静的看着这场戏。

　　"长发"负责收钱，总共收了2100元。他警告"眼镜"："如果你输了，不兑现，老子就把你从车窗扔出去！"

　　"眼镜"煞有介事地套住一根铅笔。"蓝的！"车内押钱的、没押钱的几乎异口同声。

　　"眼镜"把铅笔落到眼前，套着的还是那根蓝的。车厢内一片欢呼。"长发"得意地从一脸沮丧的"眼镜"手里领过钱，双倍发给押钱的每一个人。

　　"眼镜"一屁股坐在座位上："今天真他妈倒霉，第一把就输了2100。不玩了。"

　　以"长发"为代表的几名"乘客"群起而攻之：怂了吧，有能耐接着来！"

　　"眼镜"沉默了一会儿，猛然站了起来："玩就玩，今天豁出去了！"

　　"长发"又开始张罗收钱，这回主动参与的就不再只是刚才那几个人了。有几位农民工也掀起衣襟，在贴身的背心或者裤腰上打开别针，或者撕开缝合的针线，摸出钱，仔细数过，递给"长发"。一同递上去的，还有一双双殷切的目光。

　　"别忘了，我的400。"

　　"记着呢，记着呢。""长发"有些不耐烦了。

　　我忽然发现我身旁的那位大爷也坐不住了。他从座位下拉出一个用绳子扎得严严实实的尼龙编织袋，解开，里面是一床脏兮兮的棉被。棉被塞得很紧，他双腿夹着袋子的下部，一节一节地往外抽，然后把手伸进棉被里，摸出一个布口袋，又从布口袋里取出一团报纸，小心翼翼地拨开报纸，露出了一沓钱。他将其中的100元和50元面值的大票挑出来，往手指上吐了唾沫，反复清点后，递给“长发”。

　　在大爷数钱时，我扯了一下他的衣襟，可惜大爷没有明白我的意思。“长发”就站在旁边，瞪了我一眼。我也看着他。一股血在心头涌着。那一刻，我真的想站起来。我看到“长发”的身后，还有四五个青年在忙着收钱。我知道我要面对的，不只是一个"长发"。我直了一下腰，又坐下了。

　　“长发”的手里，至少有七八千块钱。

　　"眼镜"故伎重演。与刚才不同的是，这一次大家都猜"错"了。

　　"眼镜"招呼驾驶员停车。汽车就停了，"眼镜"拎起密码箱，与“长发”等五六个男女一起往车下走。

　　车内乘客怔忡片刻，一下子炸了："他们是骗子！"

　　我身旁的大爷发疯似的冲向车门："还我钱，还我钱哪！"

　　站在车门旁的售票员拦住了他："大爷，您不要命了？！"随即关上车门，汽车又开动了。

　　我看着"眼镜"一行钻进路边的一辆汽车，逆向而去。

　　车内受骗的人低一声高一声地诅咒着。

　　身旁的大爷像一截枯木蜷缩在他那堆破旧的行李中，失神的眼睛里有泪光浮动，两只大而粗糙的手背上爬满蚯蚓一般暴起的青筋，嘴唇不住地哆嗦着。

　　我仍然孤独地坐在后排靠窗的座位上，一言未发。推开车窗，窗外依然是青山绿水，依然是阳光明媚。罪恶就在这片阳光下发生了，就在我的身边发生了，而我只是一个看客，一个清醒而无所作为的看客。

　　我为此痛楚了很久、很久......

祝福母亲

liuyuanlin — Sun, 11 May 2008 17:01:48 +0800

谨以此文，祝福我的母亲，并祝愿天下所有的母亲幸福安康！

　　"五一"连上年休假，我在老家呆了整整十天，这是我在外工作二十年来最踏实的一次探亲。临走的那天上午，母亲把前几天给他做生日时亲友送的各色食品反复挑拣，装了一大袋子，沙琪玛、饼干、糖果不一而足，让我带上，说是给她的小孙子都都。我说不用，小家伙已经有六个龋齿，不能多吃零食，你留着自个儿吃吧；母亲又指着墙角让着的几袋子鸡蛋，说你带些鸡蛋吧，都是待客那天接的柴鸡蛋。我说两千多里路，带回去就成蛋汤了；母亲站在地上，沉默了半晌，最后打开烧炕脚地已辨不清颜色的老木柜，拿出三个碗口大小的红苹果。我知道，我不能再推辞了，便双手接了过来。

　　老家有句俗话："爱大的，护碎（小）的，中间夹个受罪的。"是说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有差等的。自从四弟一岁时过继给了邻村人家以后，我就是家里最碎（小）的。母亲疼爱他的第一条儿女，对我尤其关爱有加。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普遍地缺吃少穿，为了养活一群儿女，母亲与父亲一道，上南山背柿子，下堡子卖醋，吃尽了人间酸辛。我小学时贪玩，经常淘学，多少次，是母亲扯着我的胳膊，把我拉到学校。初中时，我上学的中学离家五里地，学校不起伙，一日三餐都在家里吃。为赶早读，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。母亲疼我，总是自己先起来，把一碗热腾腾的面条做好了，才叫醒我。家里没有钟表，母亲全仗看星星看月亮来确定时间。赶上阴天，母亲就只有凭感觉了。一个冬天，我顶着黑漆漆的夜来到学校，门卫听见响动，披衣出来问我。我说来上学，他大惊："你有神经病，现在才凌晨三点！"

　　母亲和父亲，都是大字不识的农民，他们争争吵吵一辈子，也同甘共苦、相扶相助一辈子。我小的时候，母亲总是有病，父亲拉着架子车，车上躺着病中的母亲，母亲的旁边坐着我，走遍了附近大大小小所有的医院。母亲的各种药瓶，盛了一笼子，那是我儿时的玩具。去年春节前夕，我把两位老人接到北京来，晚饭时，父亲手中的碗突然滑落了，嘴角抽向一边，涎水直流，说话字语不清。我知道大事不好，把父亲扶上沙发，赶紧给社区卫生站打电话。母亲挨着父亲坐下，一只手紧紧攥着父亲已不太灵便的手，一只手在父亲的身上上下扑挲，嘴里不住地念叨着什么——我知道那是信佛的她在向父亲祷告。那几天晚上，母亲整宿整宿陪护着父亲。每晚睡觉前，她都要把客厅里的桌椅板凳摆放好，以免父亲起夜的时候磕着碰着。救治及时，加上母亲的悉心照顾，父亲恢复得很不错。妻子后来对我说，每晚看到母亲临睡前收拾桌椅板凳，她都热泪盈眶，"年轻的夫妻老来的伴儿"，他们就是写照吧。

　　母亲为儿女奉献一生，晚年子孙满堂，她却没有享什么福。早年没有的吃，晚年有了，她却因为信佛清了口；早年没有车坐，晚年有了，她却晕车，每次坐汽车都吐个不停。她曾去过我四弟所在的深圳，也先后三次到北京，作为儿女，我们都希望她多呆些日子，但她闻不得汽车尾气，吃不了饭馆里的沾油腥的饭菜，更不习惯牢笼般的单元楼，最长一次住了不到两月。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，是她晚年身体非常健康，三上太白山，两上华山，走起山路来，我只能勉强跟上。

　　在为母亲庆贺七十岁生日那天，大孙儿献了寿糕，小孙儿献了鲜花，我则朗读了我儿时母亲教我的儿歌——

　　　　月亮爷光光，

　　　　赶明走到梁上。

　　　　梁上有个好富汉，

　　　　一斗麦磨四遍......

　　这儿歌，历时四十年没有忘记，像故乡的明月，永远陪伴着我的生命旅程......

　　谨以此文，献给我的母亲。并祝愿天下所有的母亲幸福安康！

[金鼠闹新春·随笔]娇妻做伴好还乡

liuyuanlin — Thu, 14 February 2008 16:39:26 +0800

妻子一路感叹村里人的良善，又拿我开心，说你是这里的名人呢。

　　今天是正月初八，情人节。下午得空，说说我15年前第一次携妻回老家过年的事吧。

　　从北京坐一夜的火车到西安，再换乘往西南方向的长途汽车，约摸一个半小时，就到了我的家乡。我家所在的村子在终南山下，离公路还有三四里的坡路。下汽车时，天已经黑了，寒风掠面，路上少有行人，我肩背手提着沉重的行李，牵着妻子，心里有些忐忑。这时，身后传来一个声音："你是元林吧，刚回来？"我心头一惊，转过头，一位四十上下的男子，面熟，却叫不上名字。"我知道你。把我的自行车推上吧。"说着就把他手里的自行车推给我。看我有些犹豫，他又说："我家就是前面那摆房，路西第一家，改日还我就是了。"真是雪里送炭！妻子一路感叹村里人的良善，又拿我开心，说你是这里的名人呢。

　　虽说离省城并不远，但我在家乡长着时，村里去过省城的人并不多。多年的城乡二元对垒，城市在家乡父老的心里已恍若天国。当时，他们管城里的人叫＂吃商品粮的＂，管城里的女娃叫＂洋娃娃＂。得知我娶了一个＂洋娃娃＂，父母一度很犯愁，说咱是乡里人，怎么服侍得了啊？信里反复叮嘱，如果人家娃不喜欢咱农村，就不要带回来，只要你们过得好，我们就放心了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！美也罢丑也罢，洋也罢土也罢，既为媳妇，哪有不见公婆的道理?登记结婚月余，就是春节，我们便决定一起回我的家乡过年。

　　家里人可是如临大敌，早早地问清了我们的归期，便开始精心细致地准备。他们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的，连门前的捶布石，母亲都抹了个净光。农村屋里没有暖气，除了给我们的双人床铺设了电热毯以外，又提了两个蜂窝煤炉子，一个放在堂屋的客厅，一个放在我们的新房。新房的四壁和顶棚都用彩纸裱糊了，床上铺着一把抓不透的新被褥，床下放着崭新的拖鞋、脚盆。妻子这看看，那摸摸，说这起码是"三星级"呢。

　　父母为我们精心布置了新房，他们却离不开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火炕。火炕在农村不只是休息的场所，尤其是到了冬天，屋内气温低，人们便坐在火炕上聊天，看电视，甚至吃饭。"一个老牛没脖项，大的小的都驮上"，这谜语说的就是火炕。妻子看着巨大的火炕，怯生生地不敢上，我拉她上得炕来，他又不知该怎么坐。炕上人多了，就得盘腿而坐。妻子的腿像没有关节似的盘不拢，一幅坐老虎凳似的痛苦模样。母亲把她的木枕递过来，让她垫坐，妻子不好意思，母亲说："妈还能嫌俺娃脏吗！"妻子小心翼翼地并腿坐上去，个儿本来就高，再垫个枕头，居高临下又惶恐不安的样子。不大一会儿，她就说热得不行，要下去凉快了。

　　邻里得知我新婚的消息，纷纷前来祝贺，张妈拿两双袜子，赵姨拎一篮鸡蛋。每遇长辈，按理数是要鞠躬的。妻子 "宁死不屈"，只好由我来，每次必鞠两躬，一为行礼，一为陪罪。堂兄弟们都是烟民，烟发给他们，他们却不抽，偏要新媳妇点烟。妻子这次倒也随和，却不会划火柴，不是折断火柴杆就是划破磷面，终于划着了，对方叼烟卷的嘴却很不老实，烟卷上下摇晃，一根火柴眼看燃完了，烟卷却没有点着，妻子喊叫着扔掉余火，满屋便哈哈而笑了。

　　除夕晚饭后，一阵鞭炮响过，男人们都要去刘家长房长孙我大伯家里守岁。妻子问："为什么不让女的去？"我说，我们守的是刘家的先人，你是外来的媳妇。妻子说："真封建！不去也好，我正好跟妈说话。"母亲一口地道的家乡话，妻子总是半懂不懂的，便问我，"嫽"是什么意思，"啬皮"又是什么意思？我说，没读过《诗经》"月出皎兮，佼人嫽兮"吗，"嫽"就是好、美的意思；"啬皮"，就是吝啬的人，《老子》说"治人事天，莫若啬"，就是这个"啬"。家乡人说的都是古汉语呢，不回老家，不知道自己文化基础不好吧！

　　邻里你来我往，跟我说着话，眼睛却寻摸着我的妻子，当面不夸，背后却对我母亲说，元林到这媳妇是阿搭儿的，跟电视上的那些洋娃娃一个模样呢？当着我的面，都是评说我，有的说我胖了，有的说我瘦了；说我瘦了的，认为我一定为公家的事太劳心，并推断我知道的事一定很多，便问邓小平的身体怎么样，华国锋现在还是不是中央委员。我说不知，确实不知，他们又说，你看这娃，保守国家机密呢。家里发生了矛盾，邻里起了纠纷，有的还要我去主持公道。我也召之即去，调停了一起父子争斗，劝阻了还想躲出去生第三胎的一位堂嫂。我的频繁外出引起了妻子的不满，她说："真把自个儿当救世主了？积攒了几千年的封建家当，你想一夜清除吗？"............

　　呵呵，相隔经年，往事并不如烟。还有一些印象，不能一一尽述了。从这年以后，我们每隔三两年都要回我的老家一趟。

杀猪

liuyuanlin — Mon, 14 January 2008 15:39:13 +0800

年关时节，杀猪的人家就多起来了。

　　　明天是丁亥年腊月初八。"过个腊八，长个杈把"，白天一天天长了，年关也一天天近了。

　　"富不离书，穷不离猪"，在短缺经济年代，农村虽然家家户户都养猪，但杀猪的人家却少。养猪都是为了出售，补贴家用，很少有自家杀了吃的；只有遇到红白喜事时，为了置办诞席，才杀猪。

　　年关时节，杀猪的人家就多起来了。

　　一个不大的村子，谁家杀猪，就是村里的一件事。主人家先得跟屠户预约，还得请几个硬劳力帮忙。杀猪是手艺活，不是谁都能干的。我们村的二蛋，那时大概就二十出头，却是远近闻名的"刽子手"，双手沾满了猪的鲜血。他长得并不高大，一条腿还有点瘸。主人笑脸把他迎进屋，烟茶递上。二蛋手持长钩，腰间类似子弹袋的装置上，挂着厚薄尖钝各不相同的几把刀。二蛋问，人都来了吗？来了。那咱行（音heng，二声）活。

　　帮工往圈外一站，圈里的三五头猪似乎就有了预感，慌乱地走来走去，低一声高一声地叫着。二蛋手持长钩进入圈内，猪们更慌了，奔跑速度加快，忽东忽西，忽南忽北，叫声也渐近凄厉。二蛋站在一角不动，瞅准主人家指定的那头，一杆过去，铁钩就精确地挂住了那猪的下颔。帮工们一拥而上，揪耳提尾推臀，全力将惨叫的猪押赴刑场。

　　补充说明一下，猪在大难临头时，虽然也贪生怕死，但决不惨害同类。听说猴子在面临宰杀时，所有的猴子都怕成为"第一"，除了尽力往里躲，还把弱小的猴子使劲往外推。有些人类也大抵如此。在我的印象中，猪却不这样，在分别的时刻，它们似乎还很团结，总是成结队地跑来跑去，集体地悲鸣不已。每当一个同伴被拖走之时，剩下的几头就紧紧地依偎在一起，不声不响，神情哀伤。

　　行刑台是一张矮方桌。猪被合力抬上桌，脑袋搭在桌外。二蛋从腰间抽出最尖最长的一把刀，在皮围裙上来回篦两下，一腿后撤，卯足劲儿，把刀从猪的颈下斜刺进去，似乎连刀把都要推入。一声尖利如刀的惨叫响起，胆小的女人孩子多背过脸去。猪血如涌泉般哗哗而下，冒着热气和腥臊，流入主人家早已备好的面盆。

　　一刀毙命，这是屠夫的看家本事。赶上二把刀的屠夫就很麻烦。挨刀而不死，猪就会疯狂挣扎，脑袋剧烈摇晃，把一腔热血洒得到处都是；力气大的甚至会挣脱人的束缚，从桌案上跳下来，红着脖子跟人拼命，那局面就不堪收拾。二蛋这一刀，不但成全了猪，主人家还收了全血，猪的体内也没有淤血，肉会特别鲜亮干净。

　　这边猪一呜呼，女人们就把旁边大木梢（槽）里的沸水加满了。猪一生污浊，死后却会被彻底地洗一回澡。其实就是去毛，我们村叫"锤猪"。于满梢的热气蒸腾中，帮工们人手一块"搓澡石"，不大一会儿，就把一头"乌云秀士"搓成了"白面书生"。猪干净了，搓澡的人却溅了满头满身的梢水。

　　接下来就是上架，刮洗，开膛破肚。开膛之前，为将猪身刮洗干净，要"吹猪"。吹牛容易"吹猪"难。只见二蛋在猪肚子上划一小口，伸入一根铁条，沿皮肉之间打通猪的全身和四蹄。接着他把嘴贴上去，双臂抱住白净的猪身，鼓起腮帮子使劲地吹。二蛋的身体起伏之间，猪惭惭鼓了起来，像后来卡通猪的样子。嫂子们这时就跟他开玩笑，说怪道二蛋不成家，原来天天有"新媳妇"抱呢。二蛋憋得通红的脸就更红了。

杀猪是个力气活，帮工们最后要享用用猪下水、猪血、粉条、白菜炖的一大锅杀猪菜；对二蛋，主人家则要付一两块工钱、三斤肉，外加一幅猪肝或者猪肚。二蛋家常年猪下水不断，他也没见胖起来。

　　二蛋给我讲过一件事。他说他捉刀十年来，过五关斩六将，只走过一回麦城。有一年他给一户人家杀猪，前面都进展得很顺当，就在四五个小伙把已经"锤"得白白净净的猪从大木梢里抬出来时，这猪却活过来了，一骨碌跳到地上。满地人都吓傻了，眼睁睁看着这猪掠过人群，穿过堂屋，往野地里跑去。等人们醒过神来，去追，猪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。

　　"还有这样不服命的猪？"像寓言故事，我不敢相信。

　　"我亲自经历的。"二蛋一脸认真。

　　"主人没责怪你吗？"我问。

　　 "没有。"二蛋说，"主人家说，早知这猪命不该绝，该给它披件衣裳，这大冷的天，它一丝不挂去哪儿呢？"

烧荒荒

liuyuanlin — Thu, 27 December 2007 12:08:40 +0800

火像一头贪吃的牲口一样嚼着竹林，发出噼噼叭叭的脆响，如放炮仗，如同过年，我俩又惊又喜，又喜又怕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　　儿时的记忆，关于冬天的似乎尤其深刻。

　　进入冬天，村子似乎也进入了冬眠。南面的山一顶上雪，路上行人的影踪就稀落了，唯村落上空的炊烟勾画着人类的生机。每一缕炊烟都连着屋子里的一面火炕。火炕几乎是每家唯一的取暖设施，其他季节只用来睡觉，冬天却派上了会客、聊天、吃饭等的用场，来了客人，最隆重的接待就是招呼"上炕"。火炕大多连着灶堂，从早到晚都是热的，为了保暖，晚上还要单独烘炕。门窗却不严密，坐在炕上，下半身烫乎乎，上半身冷嗖嗖——炕面以外的地方仍然是冬天。

　　"七岁八岁，猪狗见不得"的年岁，是不会安于坐炕的。放学归来，或者寒假期间，总是不着家，似乎天越冷，越喜欢往外跑。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孩子多，不愁没有玩伴。一玩起来，就不知道啥叫冷了。那时常玩的游戏有老鹰抓小鸡、跳房子、单腿跳的"斗鸡"等。我印象最深的一种游戏，叫做"挤腋窝儿"，想必是我们那个山村独创的。五六个孩子贴着一面墙，都使劲往里边挤去，目标都是成为靠着墙角的"老大"。谁被挤出去了，就自觉排在最后再往里挤。为了当"老大"，所有参赛者都得使出浑身气力，除了不能用手拽，肩顶腿别，无所不用其极。费了牛劲挤到最里头，当上"老大"，精神并不能放松，因为一不留神就会被身边的人挤出去。这游戏很像时下的官场。但有两点不同，一是我们胜固可喜，败亦欣然，游戏始终充满欢声笑语；二是代价不同，我们没有身家性命之虞，顶多是磨破了棉衣，回家遭父母一顿臭骂。

　　在儿时冬天所玩的游戏中，最有乐趣也是最危险的游戏莫过于"烧荒荒"。

　　我现在想，如果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科学的话，那么在人类从猿到人的演化过程中，火可算得上是最大的一个功臣，人类用火照明，用火御寒，用火把生的做成熟的。吃熟食的动物大概就只有人吧，如此说来，没有火简直就没有人。人类对火似乎有本能的亲近感，这一天性在天真未凿的孩子身上体现得最明显，几乎所有的儿童对火都喜爱、好奇，因此常常惹出麻烦。

　　＂烧荒荒＂，就是引烧田野坎畔上干枯的野草。如果当时刮些风，这游戏的娱乐效果则更好。几个小家伙蹲下来挡住风，先小心地把火点着，然后闪开。火借风势，像一桶泼在光石板上的水，一下子就蹿开来，噼噼啪啪，摧枯拉朽。风牵着火往那儿跑，我们也跟着往那儿跑；火在跳、在笑，我们也绕着火在跳、在笑，四周暖洋洋的，感觉火是天地间最可爱的伙伴了。一段坎畔烧完，我们再纠起一把草，把火引向别处。　　

乐极就会生悲，如果引燃了谁家秋收未移走的庄稼秸杆的话。秸杆被烧着的样子一点也不可爱，像一头巨大的吐着黑烟的怪兽，狰狞而恐怖。每到这时，我们就像受惊的兔子一样四下散去。秸杆的主人一旦追究出来，我们便会被父母训斥打骂。

　　那年冬天，我和与我同岁的堂叔居然把村子跟前的一条坎畔给点着了。草密风大，眨眼功夫火就从坎畔这头蹿到了那头，那头连着一片竹林，竹林前面便是一溜儿人家。火像一头贪吃的牲口一样嚼着竹林，发出噼噼叭叭的脆响，如放炮仗，如同过年，我俩又惊又喜，又喜又怕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就在我发傻犯楞之际，看到父亲凶神恶煞地跑过来，一边跑一边脱掉身上的棉袄，一头钻进竹林，发疯般地左打右扑。这时我才感觉到自己闯了祸，拔腿就跑，但已经晚了。父亲打完了火就接着打我，但手里拿的不再是那件棉袄，而是他随手折下的一根竹杆。

　　我那次挨打成了母亲多年的心病。母亲后来多次念叨，说你大出手好重，你满头都是核桃蛋儿大的包，卧炕数日不起。今年春节，老两口儿在北京过年，看着可爱的小孙子都都，母亲又说我小时候就跟都都一样可爱，但自从你大打了你那一顿之后......

　　母亲言重了。父亲其时一句话也没说，只坐在一旁吸烟。我看到他手指间好白好长的一截儿烟灰，明灭欲坠......　

火盆儿

liuyuanlin — Wed, 26 December 2007 16:43:07 +0800

一声凄厉的叫声，划过那个冬天寒冷的课堂，一直传至几十年后的这个冬夜……

　　窗外正是严冬。此刻，我坐在暖气融融的房间里，写下"火盆儿"三个字，心中滋味良多。30年过去了，我不知道这种劳什子在北方农村是不是已经完全作古？

　　总感觉儿时的冬天比现在冷得多。那时，无论家里和学校都没有取暖设施。家里最温暖的所在，就是火炕。但我是学生，不能整天躺在炕上。学校在三四里地以外的村子。母亲总是尽力让我穿得暖和，但对于我的一双手，她却似乎没有更多的办法。没有戴过从商店买来的手套，而母亲做的"筒袖"，只对手腕和手背有些保护。风从用报纸糊的窗户钻进教室，像个贪婪的劫匪，搜刮着我单薄的体温。我的双脚发麻，小手僵硬得握不住笔杆。每到这时，我就俯下身去，把双手伸向座位底下。在土坯砌成的书桌下面，放着我的"火盆儿"。

　　那时，几乎每个同学的座位下都放着一个火盆儿。火盆是用废弃的搪瓷碗盆做的，在这碗盆的边儿上钻几个孔，用铁丝穿起来，做成提子，每天上学之前，先从灶堂里取些草木灰铺在盆底，接着夹几块烧得正红的木柴放在灰上，再把木炭或干树枝加上去，便拎着上学了。每次出门前，父母总是千叮咛万嘱咐：当心别烤焦了衣裳！别让火子儿溅出来，烧了人家的麦秸垛！我们都百倍小心地侍弄着火盆儿，喜爱的份儿，相当于现在城里人之于宠物狗。书包里，和课本装在一起的，是木柴块、树皮等火盆儿的燃料；走在路上，总是把火盆儿放在避风的一侧，生怕风把它吹灭。

　　在那个年代，火盆儿对于我们，既是取暖用具，也是课余的玩具。于冰天雪地里，看一眼红堂堂的火盆儿，我们的心中就充满了温暖。老师说，火是一个叫燧人氏的老人发明的。我想这个燧爷爷太伟大了，没有他发明的火和火盆儿，我们不但没法读书写字，这寒冷的冬天还少了很多乐趣呢。

　　但接下来的遭遇让幼稚的我对火有了新的认识。火，不光像一位慈祥的老人，给我们爱和温暖，它还是一把刀，一把随时会出鞘的雪亮的刀，毫不留情地扼杀快乐和美丽。它有时是比寒冷更可怕的家伙！

　　课间休息时，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火盆儿提到桌面上来，看它灭了没有，给他添柴加炭。一旦灭了，就得向别的同学借火子儿。一节课下来，多数火盆儿已气息奄奄，往往没有多余的火子儿可供转让。这样的话，就得自己重新生火，通常是点燃一团废纸，再赶紧把干柴压上去。有三四个人在生火，整个教室就如同发生了火灾，浓烟呛得一个个鼻涕眼泪的。上课铃一响，烟若还未散尽，冒烟的火盆儿就有被老师摔出教室的危险。

　　那节算术课后我的火盆儿熄了火。看到前排的女生彩云身侧的火盆儿烧得正旺，心想如果能从她那里夹一块火子儿该多好。彩云正爬在桌子上写作业，一副专心致志的样子。她平日小气，我想若开口去借，她必是不肯的。我找来两只小木棍，像一双筷子一样悄悄地伸向她的火盆儿。就在我把核桃大的一块儿火子儿从她的火盆儿里夹起，刚刚举起来的瞬间，彩云发觉了。她转过身，一把扯住了我的"筷子"。

　　"筷子"断了，火子儿落在了彩云的头上......

　　一声凄厉的叫声，划过那个冬天寒冷的课堂，一直传至几十年后的这个冬夜。此刻，我心忏悔，向着那位长着一头秀发的同学彩云，也向着那可怀念可诅咒的火盆儿......

本拉登如何改变了我的生活

liuyuanlin — Mon, 10 September 2007 09:41:28 +0800

我切身体会到，这个世界其实很小。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本拉登和他的"壮举"，却是如何真实地影响着一个中国家庭的发展走向。

　　据人民网9月8日的消息，在"911"恐怖袭击事件六周年纪念日前夕，"基地"组织领导人本拉登通过录像发表了一篇"告美国人民书"。在这段长约30分钟的视频节目中，拉登宣称，解决伊拉克问题有两个办法，其一是"我们在伊拉克的弟兄们"让这场战争不断升级，结果只能是更多美国人被打死；第二个方案就是美国人要集体皈依伊斯兰教。　

　　据悉，拉登上次通过录像"与大家见面"是在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前。此后，这位恐怖大亨销声匿迹，一度甚至有传言说，拉登已经因为肾脏疾病在今年早些时候病死。美国情报部门认为，7日公开的本拉丹录像确实是他本人，而且拍摄时间就在最近几个月内。

　　如果这个消息属实，看来千夫所指的本拉登不但没有死，似乎还活得很"精神"。这该让"美帝"及其"走狗"多么的痛心疾首，又让我们的一些"爱国同胞"多么的欢欣鼓舞啊！

　　在网上随便一搜，就看到了博客网上写于2005年的一篇《纪念本拉登》的文字：

　　提起本·拉登这个人，想必每个人都会想起"911"这次美国的重大"洗礼"吧？

　　2001年9月11号，我听到了美国被炸的消息，一个词：高兴。谁想到只是炸了两栋大楼而已，很失望。不过经过"911"事件后，美国股票大跌，全球几乎轰动，而我们班则是"举班庆祝"。

　　最后听说这次"洗礼"的幕后主持人是一个叫本·拉登的人，尽管到目前我还搞不清楚他是哪个国籍的人，但毫无疑问，他在2001年9月11日以后就成了我的偶像，真是帅呆了！居然敢炸美国，跟我的理想一样有个性！我以前还以为美国是一个没有人敢得罪的国家，现在好了，终于有位英雄敢向美国"宣战"了！

　　这样的言论在中国应当是很有代表性的。长期的反美仇美教育，加上"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，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"的中国式思维，让一些同胞心中除了所谓"本民族的利益"，丧失了对其他民族苦难的同情和悲悯，没有对普世价值的认同和对是非的理性判断，只剩下追求"口腔快感"的幸灾乐祸和仇恨宣泄。于是，岂止只是对"911"喝彩，塔利班绑架和杀害韩国传教团，伊拉克恐怖分子袭击庆祝本国足球夺冠的球迷，日本发生地震，网上都能听到一片叫好声。难怪博友方文说："中国遍地都是恐怖主义者！"

　　在这样的叫好声中，中国也日益沦为恐怖主义的受害国。中国的劳工在国外遭绑架，中国的新疆不时传来爆炸声，中国政府对北京奥运会安全高度紧张......

　　以上算是我这篇博文的引子。

　　说本拉登改变了我的生活，似属危言耸听。但对我而言，却是一段真实的经历。

　　熟悉我爱人的人，都说她是一个长不大的"孩子"，这样的"孩子"在大机关，就像水生植物长在了陆地上，极不适应，既不适应刻板、繁杂的工作，也不适应复杂的人际关系。于是在参加工作的最初几年里，在同学欣羡的目光里，她满心烦恼，总想着跳槽。

　　她曾说："我这一生什么都好，就犯了两个错误，一是嫁错了人，二是进错了门。"

　　我说："别悲观，你还年轻，纠正错误的机会随时会有的。"

　　机会终于来了。

　　1998年，朱镕基就职总理后推行了一系列改革，其中之一就是"精简机构，裁减冗员"，并从国家机关开始。国家机关人员分流的政策很优惠，除了鼓励提前退休、自找出路以外，对于年轻的富余人员，政府出学费组织培训深造，学习结束后还可以选择回流。带薪学习，没有后顾之忧，妻子于是主动报名读研。读研为她打开了新的视野。她的研究生同学不少先后出国留学，或举家移民国外，或就职于知名外企。她心为向往，也做起了留学梦。

　　她的外语底子本来就好，加上一段时间的强化学习，第一次考托福，就得了630分（满分为677分）。在申请学校的时候，权衡半天，只报了加拿大的两所院校，因为较之美国，加拿大的学校门坎底，学费也相对便宜。尽管如此，我们俩把当时仅有的积蓄算了又算，还是不够他留学两年的费用。妻子说，没关系，我可以边读书边打工，中国留学生在国外不都是这样的吗？

　　说实在的，我对她当初主动从机关分流以及后来决定出国留学都曾持保留态度。中国有句俗话，哪儿黄土不埋人。首先得说，我不是一个进取心很强的人，对于要当多大官，或者发多大财，从来没有奢望。出身农民，难免小农意识，觉得能在大城市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有一个安稳的家，足矣，于是不主张再折腾。但我有一个优点，就是尊重别人，包括自己的妻子，她既然有这样的"进取心"，我就力所能及地支持她。

　　妻说，你不怕我把你的钱卷走，出国不回来了。

　　我大义凛然地说："我就权当捐资助学了，只要你能高兴！"

　　妻子感动得刚要拥抱我，没想到我又来了一句："没准儿我还能娶个更年轻的。"

　　她立即正言厉色："想得美！你就是一件行李，我也要办个托运，一起带走！"

　　加拿大两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先后都到了。就在这时，发生了"911"。

　　"911"的影响是全球性的，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对北美经济的强列冲击，飞机停飞，进出口贸易锐减，股市大挫，失业人数激增。妻子与她在北美的同学联系，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劝她：别来了——别说你想上学期间找工作，就是我们学成毕业了，也找不到工作。之后，她的好几位同学都回国了。去还是不去？妻子把两本录取通知书翻过来又翻过去，痛苦难决。伤筋动骨一百天，北美的元气恐怕也不是一两年就能恢复的，但她年龄不小了，等不了。

　　妻子咬牙切齿道："这个本拉登......"

　　我于是切身体会到，这个世界其实很小。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本拉登和他的"壮举"，却是如何真实地影响着一个中国家庭的发展走向。

　　妻子说："那我这三年外语就白学了？"

　　我说："那能呢，教儿子。"其实当时，我们的儿子还是个概念呢。

　　经过一番痛苦的权衡，妻子最后决定放弃。一个晚饭后，她将两本录取通知书拿出来，捧着，半天，然后装进袋子，小心翼翼地用不干胶封存，其庄重的程度不亚于黛玉葬花。她的眼里含着泪光，对我说："看来，我这一生就只能将错就错了......"

　　我说，这就叫命吧！

　　第二年，我们的儿子降生了。

　　后来，我跟同事开玩笑说："西方两座高楼倒塌了，东方一个孩子降生了。"

　　我知道，这是一个"国际玩笑"，而且失之厚道。

一位谜一样的道士

liuyuanlin — Thu, 19 July 2007 16:18:17 +0800

都说眼见为实，我亲眼所见，却不敢相信那是真的，但又不能说服自己那是假的。一晃十七年了，我仍然没有答案。

　　1990年，我24岁。那一年，我在一所高校工作，工作、恋爱都很不顺利，时常陷入苦闷之中。记得那时，我经常在晚饭后，独自散步到校外的果园深处，把随身携带的报纸往地上一铺，仰躺下去，透过果树稀疏的枝叶，对着飘忽的晚云和鬼魅的星星出神。寒假一到，我就匆匆赶回了老家。

　　回头想来，我那时大概患上了抑郁症，对什么都提不起精神，在家里也是吃了睡，睡了吃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入。父母有些心疼，劝我出去转转。我说有什么好转的，在家乡长了十八年，周围的地方都去过了。母亲说你去楼观台看看，那里新修了庙宇。

　　楼观台我是熟悉的，它与我家同处终南山北麓，东西相距不过二十多里，是一处全国有名的道教圣地。传说周康王时的大夫尹喜，最早在这里结草为楼，观星易象，于是而有"楼观"的名号。一天，他观紫气东来，便知圣贤将至。翌日，大哲老子骑青牛翩然而来。尹喜执弟子礼殷勤问道，老子不语，尹喜不退。老子被逼无奈，便写了《道德经》五千言。五千言既出，无人穷解，于是尹喜又请老子于楼观台上讲经，楼观台因之有"说经台"、"老子墓"等景点流传。传说归传说，但楼观台二千年来被奉为道教的发祥地，受到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的追随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这里殿宇巍峨，林茂竹密，一年四季游客不断，香火旺盛。

　　我是那年春节前的一天来到楼观台。临近年节，楼观台上游人稀少。天气出奇的冷，四面山上草木凋敝，竹叶萎黄，一片新近修葺的屋宇突兀在山崖上，显出几分寂清。沿着一条竹林相掩的坡道走上来，便到了楼观台的南门。进门拾级而上，转弯处有一长檐小阁，廊柱上有一幅对联，是我一直喜欢的--

　　　　存心邪僻，任尔烧香无点益；

　　　　持身正大，见吾不拜有何妨。

　　再往上，便来到了楼观台的至高点--老子祠，也称"说经台"。祠前有丈余平台，凭栏而立，八方无碍，目空千里。我在台上盘桓良久，心情似乎也为之开阔，觉得自己的那点遭遇，置放在这大块河山和浩荡历史中，实在不足挂齿。祠内立有老子的巨型塑像，因了十多年的无神论教育，因了对上面那幅名联的高度认同，我没有叩拜。

　　从老子祠往北，依山而下筑有三处院落，院内古木参天，左右厢房各供神祗（此处“祗”字，氏下没点，音qi阴平。——博主补注）。我信步来到中间院落的左厢房，这里供奉的是"送子娘娘"，仪态娴静的塑像两侧，挂满了"功德无量"、"有求必应"之类的锦旗。几位女香客正在这里上香，她们每叩一个头，站在供桌后的那位道士就用木槌敲击一下桌上的磬。这道士中短身材，面目俊朗，尤其是一双眼睛，像孩童的眼睛一样清亮有神。上完香之后，一位女香客看到供桌上的签筒，喊着"这儿还能抽签呢"，伸手就抽出一根。道士微笑着说这样不可，抽签贵在心诚，要身跪蒲团，心存祝愿，双手持签筒摇动，摇出哪根就是那根了。女香客按着道士的导引，摇了半天，终于有一根签落在地上。道士看清那签的编号，便从供桌下拿出一张手掌大小的黄纸来，上面是一首七言绝句式的解签词。道士逐字逐句地予以解说，耐心得像一位小学老师。

　　女香客往"功德箱"投进两元钱，有说有笑地走了，房间里就剩下我和道士。无聊又无事，我便与道士攀谈起来。这道士心地敞亮，有问必答。他姓徐，黑龙江人，时年三十有六，正好大我一轮，出家修行已近十载。问他为什么要出家，他说一非厌倦人生，二非生活所迫，而是基于对道教文化的兴趣。他介绍说，道教不像其他宗教，没有多少文字典籍，主要靠师徒相传，如果不深入其中，就很难了解它的真谛。

　　我看到桌上放着一本线装的毛笔小楷的诗抄，翻了翻，都是五言七言的律诗绝句，很见意境和功力。其中有一首题为《观塑料制花而遐想》，感觉好，便随手抄了下来--

　　　　伪花巧模仿，栩栩如生相。

　　　　虽有假色美，但无实味香。

　　　　幻颜引蝶吻，虚貌逗蜂酿。

　　　　迷中求恋趣，品后必悔伤。

　　我问这是谁的诗，他说都是他平日无事写着玩的。

　　三三两两的香客来了又去了。我就一直坐在他的旁边，一面翻看他的诗集，一面乘没人的时候问上几句。自以为熟悉了，便问了些"敏感问题"。我问签筒里的签是不是都是"大吉"、"上吉"，有没有不好的签。他说当然有，便从签筒里拣出两根签，我一看，"大凶"、"大难"什么的，心想千万别让我抽到。

　　我几乎整个下午都与他在一起。看看天色不早，便起身告辞。就在我原路返至南门下，我看到徐道士从他的那个小院抄近道斜插过来："刘兄弟请留步，请再到房里叙几句。"这多少出乎我的意料，但基于对他的好感，我便随他而来。

　　这次，他领我来到的他的寝室，一床一桌而已，小而整洁。进门前，他在门外的泥土里捡起一个脏兮兮的汽水瓶盖。走进屋来，他关上门，拉亮灯。这是要干什么？只见他将瓶盖的内侧用手指蹭了蹭，露出玉米粒大小的一块干净胶皮，用钢笔在胶皮上写了一个"午"字，然后把瓶盖攥在左手心，似乎是吹了一口气。等他展开左手时，手中已空空如也。太像变魔术了！这瓶盖上哪儿去了？看我一脸茫然，他说，就在这屋里的一块地砖下面。我浏览了脚下一席之大的砖墁地，每一块砖都四方齐整、严丝合缝。他指了其中的一块。我费了很大劲把这块砖抠起来，砖下果然有一瓶盖，捡起来定睛细看，盖里胶皮垫上的"午"字的墨汁还没有干呢。

　　我目瞪口呆，无言以对。

　　徐道士接着又将这枚瓶盖放在手心，按在一个方凳的面上，另一只手从凳面下伸过去，"眨眼"之间，瓶盖落在了凳面下的那只手上。其实我根本就没有眨眼，还有意观察了一下他的手臂：袖口在手腕以上，决不可能是玩魔术。

　　他对我说，这就是道家的"搬运术"，师徒相传，并无书载。他说他修炼的时间短，功力很浅，功夫到家时，陕西华山的道士和北京白云观的道士，虽然相隔两千里，只要动个意念，彼此就可以交换手中的记事板！

　　分别时，我们彼此留了通讯地址。回到北京，我给他写过一封信，没有接到他的回信。第二年寒假，我又一次上楼观台来找他，他没有在。问别的道士，有的说不认识，有的说好像去西岳华山了。　　　

　　之后的十几年间，我还上过几次楼观台，但再没有他的音信。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：他为什么要把我单独叫到房间，给我这个凡夫俗子演示那些功夫？他需要从我这里得到对他学习成果的认可吗？还是为了引起我的好奇心，进而追随他一起研习道家文化？关键是，他表演的那些"搬运术"是真的吗？一个下午的相处，直觉告诉我：他决不是一个作假的人！如果是真的，这，又怎么解释？

　　都说眼见为实，我亲眼所见，却不敢相信那是真的，但又不能说服自己那是假的。一晃十七年了，我仍然没有答案。

　　最后再说一句。那天下午，我在徐道士那儿抽了平生唯一的一次签，后来证明应验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再没有抽过签。

我的"非小康"年代

liuyuanlin — Mon, 16 July 2007 13:01:36 +0800

每次相聚，对我们来说都像是一个纪念日，往往要做几个菜，喝一点酒，又仿佛觉得所有的痛苦都在此刻显示出价值。我举起酒杯，说："已见广厦千万间，为何寒士无欢颜？"妻说："老公未得高官坐，本人口袋没有钱。"便把满杯的欢笑和酸辛一饮而尽了。

　　如果要评选2002年的"关键词"，我想除"与时俱进"外，就得算"小康社会"了吧。皆因在此年十一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，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。记得十六大闭幕的第一个星期天，单位即组织全体员工学习十六大文件。讨论时，大家发言都很踊跃，一个主要的话题就是谈这几年国家、单位和个人生活发生的变化。政治处李主任发言说，据我统计，在最近三五年里，咱们这个百十人的单位，就有三十多人买了自己的商品房。这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。以前，大家对待住房问题基本上就一个字，就是等——等单位分房，解决的办法无非是靠、借、租、熬。谁会想到买房？想到了，也没那个能力。现在就不同了。一是国家住房政策变了，取消福利分房，只能靠自己；二是收入水平提高了，购买力增强了；三是大家的消费观念变了，有点钱不再只存银行，而是敢于大胆花钱，甚至"寅吃卯粮"、贷款消费了。

　　我也在买房者之列。李主任说得完全在理。

　　早些年，在大城市生活的年青人或许都有这样的体会，找朋友容易，找房子难。所以男女青年在谈对象时，最关心的一个"硬件"就是对方是否有房。这种"唯物主义"的爱情观无可厚非，因为再美丽的爱情也需要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。偏偏有人唯物得不够彻底，我的妻子就是其中一位。在没有住房的情况下，她居然和我结了婚。大学毕业后，我们先后分配到某机关，按机关规定，只有结了婚的人才有资格排队分房。我们相爱多年，而且都过了晚婚年龄。先登记吧，排上队，等等就会有的。妻子安慰着犹豫不决的我。

　　于是我们的婚礼就在我的宿舍里庄严地举行。没有惊动任何朋友，同宿舍的同事也很友好地回避了。我们把一对大红"喜"字贴在属于我的不足十平米的里间墙上，恭恭敬敬地对它拜了三拜，算是拜天地；又面对西南，参拜了远在两千里之遥的双方父母。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，窗外静静地飘着雪，一片两片的。我自作多情地想，如果雪上有字，该是上苍对我们的祝福吧。

　　等一等就会有房的。妻和我都这么期待着。

　　在这个城市里，我和妻子都属外来人口，没有一亲半故可供依附，唯一的办法就是租房。在当时，按我们的工资水平，楼房是租不起的，只能寻找待租的平房，先后看过几处，要么离单位太远，要么条件太简陋，没法住。几番奔波，无功而返。

　　于是只有"耐心等待"。深夜，在客厅那位同事香甜的鼾声中，我睁着一双茫然的眼睛看着天花板，心想数里之外的妻子此刻是不是已经入睡，与她同宿舍的那位喜欢外出的女孩这会儿也该回来了吧。胡思乱想之际，楼上忽然传来一对夫妇激烈的吵骂声，接着是男的以头撞墙声，女的悲悲切切的哭声。于是又小人之心地想：谁说没有住房不好，两人不在一起，不就多了一份牵念，少了一份厌倦吗。

　　终于等到单位分房了。又是研究分房政策，又是掐指头算分，又是填表，很是兴奋了一场。结果呢，僧多粥少，自己名落孙山。我像是在街头的公共汽车站等车，一会儿看表，一会儿张望，车就是不来；终于来了，车上已满满当当的，任你使出浑身解数，把脸憋得铁青，也挤不上去。

　　因为工作关系，我一年免不了要出几趟差。不出差的时候，我和妻子还可以趁同宿舍的同事不在小聚一番，我一走，就把苦处扔给她一个人了。一年夏天，我去南方出差，一去就是十多天，回到北京，妻子到机场接我。她眼圈发黑，神情疲惫，仿佛大病了一场似的。看见了我，一丝苦笑掠过面颊，两粒豆大的眼泪便滚落下来。原来在我走后，与她同宿舍的一位已婚妇女的丈夫从外地来京探亲，她为成人之美，便夹着一页凉席一条毛巾被往自己的办公室去了。办公室在一栋红砖砌成的简易楼里，晚上酷热难耐，她便不停地往地上洒水。几只蚊子不知何时钻了进来，她只好用毛巾被严密地裹住自己。暗夜沉沉，整座大院如死一般静寂。阑珊的灯光下，狰狞的树影在窗前不断地来回晃动。她整夜乍梦乍醒，似睡非睡，用冷毛巾擦着怎么也擦不干的汗水，恨不得把整个夏天都擦去！

　　很有喜剧色彩的是，我的宿舍位于本市最大的居民住宅区，这里高楼如林，蔚为壮观。入夜，站在二十五层高的居民楼顶，感受着脚下银河一样潺潺喧响的万家灯火，既为物喜，也为己悲。在这种悲喜交加的心境下，我送走了婚后的四年光阴，直到单位终于分给我一处小两居，我们才结束了"一地分居"的状况。

　　四年以后，儿子出生了，父母来京帮我们照料，住房再次成了问题。这次，我们没有再等，像其他同事一样，采取公积金贷款的方式，买了一处百十平米的商品房。（五年前被迫作出的决定，现在看来却算高明。如果是今天，就是我把自己卖了，也买不起房。——博主于此文上博时注）

　　这几年城市里流行一句口头禅："小康不小康，关键看住房。"国家统计局等12个部门曾提出过一个全国人民小康生活水平标准，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、恩格尔系数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、农民人均纯收入等16项指标，看上去有些复杂。在我看来，具体到一个居民家庭，吃穿不愁即是温饱，有自己独立且相对宽敞的住房即是小康，有自己的汽车即是富裕，休假时想上哪儿上哪儿即是现代化。按这个标准，我家已经步入小康时代，虽然有点＂透支小康＂的味道，但毕竟也算"小康"了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2003年）

我的高考故事（下）

liuyuanlin — Mon, 11 June 2007 00:37:13 +0800

　　有博友在后台留言，说你博客中的个人简介中，"亦记亦警，非记非警"是什么意思。了解我的博友都知道其中的含义。这里，我就给关心我的新博友解释一下。我是去年6月在大旗网首次开博，当时的个人简介里有"供职于人民公安报社"的字样，年初转至博联社以后，我把这一行字取了。为啥？且听我说。

　　去年有所谓"中国博客年"之称，据称，目前中国已有近两千万个博客，也就是说，平均每60个中国人里，就有一个人开博。这是一个不可小觑的大事件。它是中国科技、经济、政治发展进步的体现，也意味着中国人享受的思想言论自由开始由餐桌、手机短信向网络延伸。每一个博客，都是博主个人的电子空间，自办的电子媒体，在宪法和法律的尺度内，想说啥说啥，想发啥发啥。自由，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为之呼号和奋斗的思想言论自由，因了网络技术的支持和博客的出现，让我们看到了它实现的曙光。

　　现在，博客尚处于"无法可依"的境况，关于博客的性质、权利、责任、义务等，全靠相关网站和博主自己把握。我想，将来即使有了《博客法》，较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，它也是下位法。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：公民有言论、出版、集会、结社、游行、示威的自由。一个人的言论只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许可内，就应当受到尊重。基于这些认识，我把我的作为博主的身份定义为"公民"，而不是"警察"或者"记者"。但不是所有的朋友和读者都认同这一点。对于我博客的的个别篇章，好心的朋友留言或来电话：注意分寸，注意身份，我表示感谢；但某些人的作法就让我不敢恭维了——把我的博文及博友的评论下载下来，送有关领导"参阅"......

　　所谓"亦记亦警，非记非警"，是我对我的职业角色的一个调侃。我兜里揣着两个证件，一个是人民警察证，一个是新闻记者证，而且都是真的。这不是我有多能耐，而是由我所在单位的性质决定的。那为什么又"非记非警"呢？我虽然毕业于警察院校，但没有在基层实战部门呆过一天，没有办过案，没有抓过人，算什么"警察"？至于"新闻记者"，美国传媒大王普利策是这样定义的："一个国家就像航行在大海上的船，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了望者。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，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，及时提出警告。"朱镕基总理看望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时题词："舆论监督，群众喉舌，政府镜鉴，改革先锋。"如果按照这两种字面不同但内涵相似的关于"新闻记者"的要求，我能算"记者"吗？我写过几篇真正"记者"的报道？连"大电"的陈耀文先生都自嘲是"疑似新闻人"，我又算什么？

　　扯远了。归到本文的标题上，我是想说，我今天的"亦记亦警，非记非警"的职业状态，追溯起来，跟我当年高考报自愿有关。

　　大学生活开始的一段时间，我既为自己能成功跳出"农门"而庆幸，又为未能上到理想的学校而怨悔。我那时是先报自愿后考试。自愿分提前录取院校、一本、二本、三本、专科等五个级次，每个级次可填三到五个学校。我当时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一本的第一志愿，权衡半天，选了南开大学（差点与博友韩秋月作了师姐弟）。提前录取院校以军事、公安院校为主，是可以不填的。不填白不填，填了就多一次机会，老师和同学都这么说，于是就选择了名字非常响亮的"国际政治学院"。我当时对这所学校根本谈不上了解，希里马虎就报了，可能觉得录不录取无所谓，反正我志不在此，又不影响我一本的录取。后来我才明白，多一次机会不假，但也可能因此丧失更好的机会。

　　我偏偏就被这所学校"提前"了。我毕业的中学那些日子每天张榜公布被录取学生的信息，我的名字排在第一，因为我的录取通知书到得最早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所学校1980年曾在陕西西安招过一次生，且仅限于西安市生源，之后三年没有在陕西招生，所以大家对这所学校都很陌生，于是望文生意，一个流行的解读就是：这是一所培养外交官的学校。我记得，当时我去学校领取录取通知书，我的中学校长握着我的手，说："你是咱们学校送出去的第一个外交官！"现在想来，真是哪跟哪啊！

　　在省招办临时办公的户县招待所，国际政治学院的招生老师对我进行面试时，问我有什么兴趣爱好，我说：“我喜欢研究国际问题。”两位老师都笑了：“我们这所学校是一所公安院校，你上学期间，课余是可以研究国际问题的。”啊！当时吃惊不小。我怎么也不能把"国际政治"和"公安"联系起来。老师说，你的成绩不错，政审和身体都合格，陕西文科类只招5人，如果你同意，我们现在就决定录取你。我虽然怔忡半天，还是表示同意。现在想来，我所以没有表示不同意，一是当时还对这所学校抱有幻想；二是作为农家子弟，能这么顺利地被录取，并且是到北京上大学，还说啥呢，捡到笼子里都是菜啊。

　　84级是这所学校以"国际政治学院"的名字所招的最后一届学生。我们9月1日入学，10月12日，这所学校正式更名为"中国人民警官大学"。从此以后，这个学校的学生才开始着警服。我算"国政"末期，"警大"一期。

　　这里不再过多介绍我入学以后的情况和感受（我曾写过一篇《团河啊，团河》的博文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看），只简单说几件入学后发生的事：有学生向有关部门写信，反映自己"上当受骗"的经历；有学生通过关系，转入其他学校就读；有学生干脆退学，来年再考。我则仍然是一个"好学生"，不但读完了四年，毕业还留校了，三年之后，调入我现在的单位，于是——

　　"亦记亦警，非记非警"。